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副主席費雪（Stanley Fischer）日前宣佈不再擔任聯準會理事，川普總統因此多了一個機會重塑美國央行的領導層。

改革聯準會的一個關鍵理由，將是限制聯準會目前涵蓋貨幣、財政和監理政策的裁量權。聯準會的這些權力近三十年來大幅擴大，使它成為金融體系裁量權最強大的機關。

川普政府希望縮減聯準會的監理權

川普總統在完成一半的任期之前，就有機會任命至少五名新的聯準會理事。川普料將尋找在優先要務方面想法與他相近的人選，這些要務包括：

• 縮減聯準會的監理和執法權力。

• 恢復聯準會在政府體系中的央行獨立性。

• 將（狹義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分隔。

• 倡導以規則為本（rule-based）的方式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重新強調貨幣供給成長與利率目標。

• 展現對區域和社區銀行的需求與挑戰的敏感性。

• 奉行與川普政府契合的親商界方針。

川普總統在完成一半的任期之前，就可能任命五名新的聯準會理事。

川普也可能傾向選擇具有強大領導技能，以及在聯準會有高層經驗的人出任理事。綜合這一切，葉倫很可能不會獲重新任命為聯準會主席（雖然並非完全不可能）。無論如何，川普已提名長期以來支持減少規管的奎爾茲（Randal Quarles）出任聯準會負責監理事務的副主席；這項任命目前正等待美國參議院確認。  

那些受川普政府重視的顧問認為，縮減聯準會的監理權力是一項優先要務。這些顧問認為聯準會的監理權力過度擴張，以致遠遠超出其法定使命，使美國經濟和金融體系承受更大的風險。此外，政府內部和政府信任的顧問做了一些分析，結論是除了1936至1951年間（期間聯準會欠缺有效的貨幣政策權力），目前的聯準會可能是歷來最政治化和最不獨立的。

非正式指引與政治化的問題

聯準會之所以成為一股如此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於它不但可以制定正式的規則，還可以發出非正式的「指引」。在並無穩固明確規則的情況下發出指引，問題在於這導致聯準會的裁量權最大化，而監理問責性（regulatory accountability）則最小化。

聯準會因為既能制定正式規則，又能發出非正式「指引」，具有強大的的政治力量。

利用指引執行監理工作，也會製造出從事不當行為的機會。在並無明確規則限制政治壓力的情況下，監理人員有可能屈服於特殊利益集團及其代表。

這種政治化現象的一個有力例子，是聯準會之前涉入「瓶頸點行動」（Operation Chokepoint）。該行動由歐巴馬總統的司法部長霍德（Eric Holder）領導，要求聯準會監理人員動用他們的權力（例如對相關銀行提出較高的資本要求，或是遲遲不批准某些交易），逼迫銀行業者避免與歐巴馬政府認為不良的企業往來。

另一個例子是聯準會因為審核《社區再投資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的遵循情況而得到核准銀行合併的裁量權，結果銀行業者在1990和2000年代發出以兆美元計的高風險房貸。聯準會無論是否故意，確實低估了這些房貸的風險和相應的資本要求。

對新聯準會的預期

因應聯準會監理權力過度擴張、獨立性受損和政治化的問題，經過改造的聯準會料將於2018和2019年推動以下變革：

• 在金融監理方面，聯準會將愈來愈聚焦於與金融部門表現直接相關的明確目標。

• 聯準會的監理部門將遵循美國國會確立的規則，並將愈來愈受國會的預算紀律約束。明確的規則將增強制定和執行貨幣與監理政策的紀律，使政策制定者免受特殊利益集團的壓力影響，並且更重視長遠的公共政策。

• 比較透明的監理標準將形成並實行，有助監理人員加強向公眾問責。儘管監理立場變得較為寬鬆，監理人員將保持警惕，注意字面或精神上違反明確規則的情況。

• 對銀行的微觀和總體審慎監督將持續，但將特別強調避免對每一家銀行的經營方式實施微觀管理。

• 聯準會出脫手上機構房貸擔保證券（agency MBS）的步伐，很可能將快於2017年資產負債表正常化原則所計劃的；這應將使聯準會得以不再直接涉入財政方面的政策。

監理標準料將變得比較透明，監理官員料將加強向公眾問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