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眼下正在爭論這個問題：現在的新技術何時（或甚至是能否）促進已經低迷了數十年的生產力成長？但我們的研究顯示，即使高科技創新真的能促進生產力，股市整體而言不大可能自動因此受惠。

由此看來，投資人必須積極辨明未來的贏家，避免為成長潛力支付過高的代價，以及耐心等待投資決定開花結果── 當中以耐心最重要。

 

創新與豐厚的長期報酬相關性甚低

如本文附圖顯示，歷史上的重大技術創新與豐厚的股票長期投資報酬僅偶爾同時出現──兩者的相關性並不可靠。

• 高於平均水準的投資報酬出現在以下技術創新面世後：1950年代的大型電腦（mainframe）與核能，1970年代中的個人電腦，以及1990年代初的網路和新手機。

• 低於平均水準的投資報酬出現在若干重大技術創新面世後，例如電話（1876年）、西方城市開始供應電力（1882年），以及汽車（1886年）、無線電（1920年）和塑膠（1930年代初）。

短暫的投資良機出現在蒸汽機（1781年）、鐵路（1825年）和現代鋼鐵生產技術（1850年代）面世之後。晚了進場的投資人經歷了相當低或甚至是負數的實質報酬。1990年代末，許多科技股投資人正因為太晚進場而受到慘痛的教訓。

 

股價高昂是創新對股票報酬影響有限的關鍵原因

 

那麼，為什麼重大的技術創新與豐厚的股票長期投資報酬並非總是同時出現？我們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必須重申的是：創新並非等同生產力成長。新的技術突破總是有可能促進生產力，但有時可能在頗長時間之後才產生作用。

第二，其他的負面因素有時可能完全抵銷新技術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是重大的全球事件，分別於1910和1940年代阻礙了生產力成長。

第三，資產評價水準（valuation）很重要，這也是站在投資的角度最重要的因素。標準普爾500指數的週期調整本益比（CAPE）在之前的許多科技創新期特別高，例如1960年中的「繁華盛世」（go-go years），以及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的網路泡沫時期。在這些時期，投資人支付過高的代價換取未來的成長潛力，股市隨後因此比較可能出現偏低的報酬。

投資涵義

 

即使技術創新本身未必能顯著提高股市整體投資報酬，投資人仍可把握技術創新造就的機會。

 

創新有時可以在產業的層面產生較大的作用。我們的研究發現，以往出現重大技術創新的產業通常在創新面世之後的一段長時間內，表現優於股市大盤。雖然歷史績效無法預示未來的表現，這可能意味著只要股價並未漲至過度昂貴的水準，與人工智慧（AI）有關的產業和公司有望持續打敗大盤。我們特別關注與AI基礎建設（大數據、物聯網、雲端運算）、AI應用（機器人和深度學習）和AI受惠產業（醫療、運輸、汽車和許多其他產業）有關的股票。

 

隨著創新的步伐加快，主動式投資管理變得更重要。現今高科技創新的速度也有重要的市場涵義。例如鐵路需要約100年的時間才獲得全球半數國家採用，但網際網路不到10年就有類似數目的國家採用。這意味著投資人可以用來評估創新的影響和辨明受惠產業的時間愈來愈短，要及時找出受惠產業中最誘人的個股就更難了。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稱的「創造性破壞力量」如今似乎是更強大了。這顯然增強了支持主動式投資管理的理由。

 

新的技術創新能否結構性地提升全球經濟的生產力，只能留待時間證明。不過，創新顯然對投資人有重要意義，但創新無法輕易轉化為豐厚的股票投資報酬。我們建議投資人考慮採用主動式投資管理方法以便找出未來的贏家，我們也提醒投資人不要為成長潛力支付過高的代價。但最重要的是，投資人必須耐心等待投資決定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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